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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骂着我是骗子，精神病患。

我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认定他是有罪的，那么也请认定我是个罪人……我也杀过人，我也曾经向帝国效忠……”

我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向我挤过来，有很多人开始喊：

“同罪！”

“纳粹！”

“逮捕他！”

阿德里安站在对面和我遥遥相望，他那艳蓝色的眼睛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眼神柔软地看着我，他在无声地请求我放弃。

站在被告席，他冷静地说：“这是一段荒谬的证词，我绝不会背叛我的祖国……爆破里昂的失败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误，我为此接受了帝国的惩罚……而就是这个人，他曾经指责我的祖国是罪恶的，用虚假的效忠损害了帝国的利益，用可耻的阴谋阻止了这次爆破……”

他面向我，对着所有人说：“我虽然得到了祖国无私的宽恕，但是我却没能战死沙场，为帝国流尽我的最后一滴血液……”

“不忏悔的纳粹！”

人们开始愤怒地喊叫，“杀死纳粹！”

阿德里安微微俯首，微笑道：“我的陈述到此，死刑是我必须负起的责任，请让我与我的祖国一同承受死亡，谢谢。”

“不要……”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被告席内部开始出现巨大的分歧，陪审团议论纷纷，而证人席和下面旁听席的人们开始情绪高涨地往被告席上冲，更多持枪的士兵涌上前台，庭审一片混乱，审判长再三要求肃静无效后，不得不宣布休庭。

我和安娜被强行送出法庭，受到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驱逐。

一面和泣不成声的安娜互相扶持，我一面努力回头在一群起身的被告中寻找着他的身影，那在攒动的人群中忽隐忽现的耀眼金发，只是闪了闪，就彻底消失了。

直到这一刻，我才忽然惊觉人生的不可挽回。

原来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时间，不是空间，而是命中已定。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太正常。

我恍恍惚惚地走出法院的正门，在走下台阶时，忽然感觉心中一沉，眼前顿时陷入黑暗，安娜在我身边叫道：“天啊，安迪！”

我摔了下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四周一片雪白，护士正在我身边安静地绕着绷带，看见我睁开眼睛，她冲我温柔的笑了一下，她有一双美丽的艳蓝色眼睛。

于是我感到亲近，高兴地冲她微笑了一下。

她说：“您终于醒了。”

“感觉到疼吗？”

我摇摇头。

她赞赏地笑了，“您真是个坚强的人。”

我奇怪地问：“我怎么是个坚强的人呢？”

她惊讶地看着我，继而又释然，“您的右臂和右腿都骨折了，难道您真的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吗？”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不疼。”

护士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

我又想了想，严肃地问她：“为什么要感觉疼痛呢？”

护士说：“因为您受伤了。”

“受伤了为什么就要感觉疼痛呢？”我奇怪地问。

护士说：“因为疼痛是要提醒人记住自己受了伤，从而保护自己的伤口直到愈合。”

我用左手按住我的胸口：“为什么这里一点也不痛呢？”

护士说：“您那里没有受伤。”

我说：“不，我应该非常伤心。”

护士说：“伤心并不是心真的出现了伤口，所以是不会有痛觉的。”

“伤心只是一种情绪，当您忘记了你所悲伤的事情时，就像伤口愈合了一样，您就不会再感觉到疼痛了。”

“那么我已经忘记了？”

护士冲我微笑着点点头：“您一定是忘记了。”

我也笑了，“是这样，真好。谢谢您陪我说话。”

护士完全没注意我的话，她笑笑，绕好了绷带放在一边，随口说道：“不用谢，看护精神病人是我职责。”

尾声

在安娜的坚持之下，我一直住院直到1946年底。

其间转过四五次院，从法兰克福转到伦敦，然后又转到北美的纽约州州立医院。经常做电击疗法，很多的时间里我都在漫长的昏睡和梦境中度过。

我问安娜，这是什么医院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安娜坐在我身边俯下身来，“对不起，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奇怪地问：“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还要住院？”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我……我求你了。”

安娜对我的态度在一天天变得奇怪，我看着我住的特殊病房，几乎空无一物，没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墙壁都包上了海绵，窗户封死，连喝水的杯子都是塑料的……我隐隐感觉得到什么，安娜痛苦地用手撑住额头，“我也快崩溃了，我撑不下去了。”

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整个人有些竭斯底里：“这是自杀看护病房，安迪，这样下去我也放弃你了！”

“自杀？”我很好笑，“我什么时候自杀了？”

“我难道不是因为骨折住院的吗？”

“你自己看看吧！”

安娜怒起，一把拉过我的手，翻过手腕，触目惊心地几道红色的新旧伤痕迭在一起。

我这才感觉到疼痛。

“你这个疯子，你一共七次试图跳楼，三次骨折，从英国出港时你忽然从船舷上跳下去，经常莫名其妙的割开自己的血管……”

“我没有……”

我无力地摇头，那些记忆却随着安娜的讲述开始清晰起来。

“我没有真的想自杀。”

安娜问我：“但是你就是想死是吗？”

我不说话，然后掀开被子下了床，我说：“我要出院。”

“那不可能。”安娜坚决地说。

我忽然感觉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