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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很差，会不停地画画，但总是不满意。吃了药，她会稍微镇定下来，可她又觉得药物副作用‘剥夺’她的灵感，让她无法作画。于是她倒掉所有的药，消极治疗，彻底变成一场灾难。”

“为了让她吃药，我和爸爸只能偷偷把药加在她的食物里。可一旦这样做被她察觉，那又会是另一场灾难，所有人都别想好过。”说到这里，她轻轻叹了口气，转向我道，“上次牧枭摔车，是因为下雨吧？他应该跟你说过，他为什么讨厌雨天。”

我点点头，道：“嗯，他跟我说过一些。”

“那不是我们的母亲第一次尝试自杀，在牧枭更小的时候，她还试过一次，那次她差点杀了所有人。她病得太严重了，我们只好把她送进疗养院。在那里，她开始准时吃药，积极配合治疗，所有人都以为她在好转，医生也这样认为。于是一年后，她出院了。”她抿了抿唇唇，露出一抹有些惨淡的笑来，“结局是什么，你也知道了。”

商芸柔坐了大概十分钟便起身欲走，我送她到门口，她一只脚都跨出门槛，忽然像是想起什么，回头问我有没有方麒年的消息，说他不见了。

其实今天下午没见他人，我就有些奇怪，但也只当他还没和商禄和好，或者身份尴尬，不便出席那样的场合，实在想不到他竟然又离家出走。

只是，这次不知道他仍是欲擒故纵，还是真的想通要走。

我说：“没有，前阵子我收留过他，但后来他同商先生回家了，我和他就没再联系过。”

商芸柔看着就像顺嘴一提，也没有要深问的意思。

她低头抚着自己微凸的小腹，脸上柔和的神采，与下午那幅画上梅紫寻的表情出奇的一致：“那就随他去吧，我现在也没有心力管别人的事了。做了母亲后，很多事我都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很多期待。”

大多新生命的到来，还是能带给人希望和快乐的。我虽然没有做过父亲，但杨幼灵和北岩出生的时候，只是看着他们，我便觉得自己被一股蓬勃的生命力拉扯着向上，连平淡的生活，都像是染上了几分鲜明的色彩。

“预产期几月份？”我问。

“十月。”

“是个好月份。”不冷不热，晴天特别多。

希望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可以抚平商家这场历经二十多年的阵痛，带来更多明媚的颜色。

关上门，我一回身，发现卧室的门开了。商牧枭倚着门，脸上毫无睡意，显然已是清醒多时。

“你都听到了？”

“那我就不跟你复述了。”我去收茶几上的水杯，刚要直起身，商牧枭便像只树袋熊一样从后头抱住我。

“你才不是病人。”他将唇贴着我的脖颈，黏黏糊糊道，“你是我的宝石，我的北芥，我最爱的……老师。”

我有些痒，笑着想躲，被他更用力地勒住腰。

“过几天等我监考完就能放假了，到时帮你一起搬家。”

他的吻不断漫延，从脖颈一路往上，来到耳廓。

我不受控制地打了个激灵，呼吸渐渐开始急促起来。杯子里的水颤动着泼溅到了手上，明明没有任何声音，我的耳边却好像响起了冷水溅在guntang铁块上的“滋啦”声。

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两个人贴在一起感到热，也因为那逐渐被他唤醒的，开始蒸腾的欲望。

“嗯……让我把水杯放好……”我忍着颤抖，跟他打商量。

“不要。”他恶劣起来，齿间不轻不重地碾磨我的耳垂，将那颗耳珠子磨得又疼又热。

他直截了当的拒绝颇有点从前小混蛋的风范，我一时又好气又好笑，觉得他也实在太听话，让他别那么懂事，他就真的不懂事起来。

“那你想怎么样？”

他的手顺着衬衫下摆探入，沿着腰腹一路往上。

“我的耳钉呢？”

我呼吸微窒，脑子都空白了一瞬，嘴自己下意识就动了：“抽，抽屉里……”

“可以还给我了吗？”

搞了半天，原来是问我要耳钉。

我咽了口唾沫，几乎要端不住水。

“嗯……”

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不再捉弄我，一点点松开钳制。

我暗暗吁了口气，将杯子重新放回茶几上。就在还差几厘米距离时，胳膊忽地被用力一扯，水杯打翻，泼了满桌面。我错愕回身，就见商牧枭一脸“你能拿我怎样”的表情，凑上前吻住了我的唇。

任性又骄纵……

我一点点沉沦在他的吻里，脑海里无可奈何地腹诽着。

到第二天起床时，茶几上的那滩水都已经干得差不多。而商牧枭在休息了一周后，戴上那枚星星耳钉，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半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两个快递。一个是卢玥寄来的，还有个……是方麒年寄来的。

卢玥寄来的那个快递是个大箱子，里头塞满了各种土特产。

我打电话过去，卢玥说东西是卢mama让寄的，说没两句，将电话递到一边。

“妈，你跟北芥说两句吧……干什么啦，别不好意思啊……快点来啦……”

一阵窸窣声后，卢mama接起电话，颇有些不自在道：“北芥啊，东西收到啦？”

“嗯，收到了。”

她详细地说了遍箱子里各种食材的做法和吃法，又很关心地问我最近身体如何。闲聊到最后，要挂电话了，她像是才想起最重要的事，急急补上一句，让我有空去她家吃饭，带上商牧枭一起。

而方麒年的那个快递，显示是国外寄来的，包得里三层外三层。好不容易拆开，发现里面是一副油画，一副蛋黄的肖像，除此之后未留只言片语，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放假后，我抽空去了趟心理互助小组。宁天儿高考后便去参加毕业旅行，因此小组内只剩我和廖姐。

我将自己写的信交给她，告诉她以后应该不会再来。

她了然地笑了笑，接过我手里的信：“我会将这封结业信读给天儿听的，希望她听完后，也能早点从这里‘毕业’。”

廖姐组织互助小组也有十多年，起因不详，她从未提及，一批批成员更替变换，只有她留到了最后。

“这个互助小组会一直存在下去吗？”我问。

“会的，只要我还干得动，就会把它继续下去。”她折着信封的边角，扫了眼那张摆着热茶与手工饼干的乒乓球桌，眼里是无可动摇的决心，“这世界总要给那些不开心的、灰心的、伤心的人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倾听的地方。”

“谢谢。”我替自己，也替那些人由衷地感谢她。

她看了眼手里的信，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谢谢你。”

似乎每一个能从这里顺利“毕业”的组员，对她来说都有着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