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邻居

    阮静秋瞪大眼睛——若说没有交情，她确实也不必为着一个陌生人对杜聿明的几句污蔑而如此震惊气愤。她立即大声驳道：“没有这样的事！”

    滕骥却不依不饶，冷笑道：“是没有呢，还是你也从中获益，于是和他们串通一气？”

    医科大学没开设辩论课程，五军和新二十二师的军纪也不需她成日和人争执，于是事到如今她才发觉，自己那点儿嘴皮子至多只能用在和长官们闲话玩笑上，面对这样荒诞的指控，她竟然连句反击的话也没能马上说出口。说到底，她并不多么因对方指控自己参与贪腐行为而感到愤怒，而是难以忍受他用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编造污蔑她心中最为敬重与仰慕的人。反击的话她想不出，可也不能就此沉默不语，她猛然站了起来，高声道：“滕站长，你根本不是来问问题的，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可回答的了！”

    这位站长还没有发话，旁边的两个年轻人就一左一右，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摁回了座椅里。滕骥貌似遗憾地叹了口气，继而说道：“来的都是客，于情于理，我也应该多招待阮医生几天。借此工夫，你可以仔细地想一想。人和人的记性毕竟是不同的，有很多人刚来到我这里时，什么也不肯回答，可住了几天，就全都想起来了。”

    她被两个特务拖着，关进了一间单人囚室里。囚室与走廊隔着一道坚固的铁门，由两道铁锁从外侧封闭，室内没有窗户，门上的排气扇只有一只手掌那么宽。屋内昏暗阴冷，角落里放着一只脏污的便桶，破旧的床板上甚至还有被老鼠或虫蚁咬出的破洞。她烦躁不堪，在屋里来回地走着，走得实在累了，也只好在旧床板上坐了下来。

    坐下来之后，她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一些，试图理清他们询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目的。她随新六军登陆葫芦岛的时候，距离杜聿明奉命解决云南龙云之事、随后调任东北主持军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之后随新六军一路辗转并在四月到沈阳时，当地的接收工作也早已进行到尾声，因此，她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抗战胜利之初，这些长官们在东北接收汉jian资产的过程，更遑论参与进所谓的贪腐事件里。而兴建沈阳中正大学的事，她也仅是有所耳闻，因为在学校开办后不久，她就因为家中变故，急急忙忙地回南京去了。可以想象的是，要开办一间学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乃至心力都不比组建一支部队要少，且在那期间他的病势始终起起伏伏，若不是对他的老校长尽忠报效，他有什么必要为一点身外之物如此大费周折？

    至于两个人的交情，除了连她自己都羞于启齿甚至已经不打算再启齿的一厢情愿以外，她只与他在那份关于医疗备品和货币流动的报告材料上稍微有过一些交流，其他时间，要见面多半都是看病治病检查身体之类医生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六月份那一次在长沼公园里的闲谈，恐怕是迄今为止和他相处得最久、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可也是他首先提出外出散心，她才奉命跟随的，若非如此，她绝对不敢自作主张地接近他。

    在这些有限的“交情”之中，她没有切实的证据去判断滕骥的两项指控是否属实，但无论如何，她也不能从他生活中的这些小事里进行有罪推定，贸然作出“他是一个贪腐分子”的结论。假如他真的如滕站长所言，在接收汉jian资产及兴建中正大学中捞取了不少油水，那他首先就应当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而不是拖着病体在前线苦苦支持，住所和家眷的生活又简朴至斯，甚至最后落到连自己手下的将领也不能保全，不得不退去上海养病的地步。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但保密局竟然也公然站队派系斗争，协助陈诚在东北排除异己，甚至为此要将东北前任最高军事长官拉下马，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毛骨悚然。之前她只是以为，他的职务调动除身体原因，恐怕和陈诚在南京吹耳旁风有很大关系；但随后的一切好像又太顺利了些，顺利得——就像获得了最高层面的默许一样。

    想到此处，她猛然一凛，意识到自己或许触及到了唯一的可能。职务调动与清查贪腐不过都是表面文章，一切举动的实际目的恐怕都是为了削弱杜聿明及远征军系统在东北的影响。郑洞国、廖耀湘等还需要留作倚仗，余下的人事变动归根究底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保密局没道理事事对参谋总长言听计从，实际的授意者只可能是他的那位蒋校长。多么讽刺啊，他的学生分明正为他在冰天雪地里耗尽心血，他想的却是怕他“占山为王”！

    她愤怒之余，更觉得背后冷汗涔涔，意识到这场暗涌并不只针对杜聿明，恐怕整个五军、远征军系统乃至何应钦系，都已被摆在了东北的砧板上。无论是仍在作战一线奔忙的郑洞国、廖耀湘、及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还是一个曾和他打过交道的普通文员，都有可能被视为他的“党羽”。他们或许也将面临类似的审问与圈套，只要稍有不察，所答的内容就将被断章取义和曲解，最终用来坐实他在东北的野心和贪婪。他人在病中，又远离了风暴中心，对此恐怕一无所知，哪有工夫应对抵挡？罪名一旦坐实，他又将面临什么？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她从未像今天这样遗憾和懊悔自己怎么没能多读些历史，好记清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否、又是如何捱过了这样巨大的危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应当是平安脱身了的，否则不会最终成为东北与华东的“救火队长”，使决定性的两大战场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但她更怕，怕他拖着病体又遭受打击与折磨，怕有心之人的构陷与旧日恩师的猜忌虽未见得会置他于死地，却将击垮他的尊严和信仰。如今她已经身在牢狱之中，既然暂时无法逃脱，她至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起先她想，无论说什么都是错，那就一句话也不说，即使他们想要罗织罪名，也没有道理把一个不说话的人长久地关在牢房里。于是，她和这些保密局的人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比拼谁更有耐性。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不见天日，手表等随身物品也被他们搜走，因此根本不知道被关押了多少天。无奈之下，她只好暂且按他们送饭的时间，结合自己肚子咕咕叫的时间长短来推算，大概他们一天会来送两次食物，那就把这两次送饭连同间隔的时间算作一整天。期间，他们每隔一两天会派人来，照旧是之前那些问题，她闭着眼睛不搭理他们，他们倒也从不追问，放下食物，又把门严严实实地锁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五天或者更久，在她已经不太数得清日子，人也快要闷得发疯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搬来了一位狱友。她所在的这间囚室应该和一些重刑犯有一定距离，头次来到这里，她被惨叫声吓得两腿打颤，后来住进囚室，反而没有再听过犯人受刑时的声响。这位狱友则是与镣铐拖地的声音一同现身，她循声从床板上爬起来，把耳朵贴在门上，从对方的说话声中听出，对方应该是一位年岁不大的姑娘。

    隔开两间囚室的墙壁下方，有一个平时被砖块遮掩住的，只有一根手指头那么大的窟窿。等到大概入夜，走廊上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她试图和这位新来的邻居说话，对方也传来了回应——阮静秋这才发现，她还没满十八岁，是沈阳的一名大学生。

    结合她身上的镣铐与刑具，阮静秋对她的身份与身陷囹圄的缘由有了一些初步的猜测。她悄声问：“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她的邻居用着尚有些孩子气的嗓音，坦荡又骄傲地回答：“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阮静秋沉默了片刻，心中肃然起敬——这正是后世人们所传颂与敬佩的先驱者，年轻、坚定，甘愿为自己的理想奉献牺牲。她也意识到，镣铐恐怕只是这些人给她的“前菜”，她的身份与她的理想意味着她将在这里遭受更严厉的刑罚和拷问。这对比是鲜明无疑的，国军内部争名逐利、党同伐异，人人嘴上说着主义，心中全是私欲；而这么一位年轻的学生，却甘愿为理想和信仰与毫无人性的刑罚相对抗。她多么敬佩这位姑娘，多么想要给她加油鼓劲！可她要救人、要脱身，要把信息传到杜聿明那里去，就不能让自己被特务们视作同党，因此她什么也不能说，甚至不能告诉她，她的理想将在不久的未来大获全胜，她所盼望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很快就要建立，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过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生活。她思来想去，只能劝她爱惜自己、坚强活着，只要多活一天，离她梦想的未来就能再近一点。她说道：“理想是很重要，可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你年纪这样小，又是难得的大学生，日后学成报效，有很多机会可以造福他人。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读书，要不是放下书本来做了医生，兴许我还在校园里呢。因此，我对你很羡慕呀。”

    她笑一笑，答道：“我正是因为读了书，才发现人人都有责任、义务作出改变，人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话。假如都想着‘眼前’，‘当下’和‘自己’，而去忍受这荒诞腐朽的现实的话，国家怎么可能真正强大呢？因此，即使力量很微小，我也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才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即使在许多观点上未必能达成一致，但两人成为了这困境当中彼此唯一的朋友。她说起了自己带领沈阳几所大学的学生们一同走上街头反对战争的经历，阮静秋也和她提及了自己留洋期间，在国外读过的书和一些见闻。每日的时间计量单位变成了门外的呼喝声，特务们的严刑拷问日复一日地持续，她几乎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囚室被带出去，大半天后再皮开rou绽、气若游丝地被扔回囚室里。阮静秋对此所发出的抗议与威胁于事无补，她只能眼睁睁地从门上的小窗看着她备受折磨。她想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总是有极限的，但这样的极限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儿身上似乎有着无限高的阈值，甚至于，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还总能听见隔壁传来她轻轻哼唱国际歌的声音。这是穿越时空以来，她所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她从对方身上所看到与感受到的一切比过往读过的记载更强烈地震撼了她。她感到羞愧，羞愧于自己平白享受了英勇无畏的前人的牺牲，却吝于为此作出一星半点的回报；她也想到了近在咫尺的未来，当这样的信仰与意志最终汇聚成数以百万的部队，这世上绝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终将迎来胜利，而不知不觉间，自己却已陷入了时代的逆流里。